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案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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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案例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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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明数据库
内容类别: 
司法制度
年份: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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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案例解读

 郑罡

 

 

 肯定性司法判决

  笔者检索到的法院支持任意解除合同诉请的案件很少,肯定性司法判决的主要理由是约定任意解除系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表现,如不存在无效或被撤销的事由,断无不予支持之理,且《合同法》第93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约定任意解除即为约定解除条件,当条件成就时,当事人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2017)京0102民初14266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中就租赁双方约定的任意解除权作出如下裁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第十条第(二)款中约定:“甲方需提前收回房屋的,应提前30日通知对方”,应属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杨岚姝提前30日通知呂燚收回房屋,符合合同的约定,现杨岚姝要求确认双方租赁合同于2017年6月1日解除,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否定性司法判决

  相反,不予支持约定任意解除合同诉请的司法判决较多,但裁判理由却各有不同。

  1.认为约定任意解除并非约定解除条件而不予支持。

  同样系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基于类似的合同约定,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3)佛中法民一终字第928号民事判决书中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关于合同任意解除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总则部分并无涉及,仅在分则对部分合同规定了任意解除权问题……上述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取得的,应理解为法定解除权的一种特殊情况,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五)项所规定“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本案所涉的任意解除权并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分则规定的任意解除权范围之内,而属于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自行约定的任意解除权。

  约定任意解除权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约定合同解除权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条件。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可以解除合同。”该规定中所谓的“条件”应具有“或然性”,即既可能成就,亦可能不成就,“或然性”是“条件”的基本内涵;换言之,合同一方或双方是否享有解除权完全依赖于订约将来双方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与否,当事人在约定之时并不直接享有随时解除合同的权利,这种权利属于一种期待权。而约定任意解除权则无条件地赋予了合同一方或双方当事人的合同解除权,无需满足任何条件,属于一种既得权。

  因此,约定任意解除权因缺乏“条件”要素而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约定解除权范畴。本案中,出租人提前180日通知承租人是出租人解除合同前应履行的程序性义务,不具备“条件”的“或然性”特征,故林某上诉称本案合同第十四条第(三)项约定的解除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三规定的约定解除权,理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2.将约定任意解除定性为约定解除条件,但认定解除条件未成就而不予支持。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深罗法民三初字第2009号判决认为:

  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与约定解除,本案中的协议虽约定“如需解除协议需提前一个月告知”,但该条款的含义应为如解除权成就,解除合同则需提前一个月告知,而非可随意解除合同,原告在被告没有违约行为且不同意解除合同的情况下诉请解除合同不符合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不予支持。

  3.认为约定任意解除条款系免除己方责任、排除对方重大权利的无效条款而不予支持。

  同样是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并认定任意解除权条款无效,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在(2015)三中民终字第14727号案件中采取了一种不同的裁判思路:

  在恒大文化经纪等8家关联公司与京威房地产签订租赁合同前一年,恒大文化产业公司即已与京威房地产签订租赁合同,该合同中并无第52条中出租人有权提前解除本合同并不须作出任何赔偿的条款……因此,第52条明显属于京威房地产利用其缔约优势地位免除己方责任、排除对方重大权利,并未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应属无效。

  北京三中院虽未依据《合同法》第93条的规定论证任意解除权效力的问题,但从格式条款免除己方责任、排除对方权利的角度进行论证任意解除权无效达到了异曲同工之妙。但主张格式条款无效的抗辩往往取决于确实存在合同一方当事人提供了格式条款的事实,因此该案例并非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

  4.认为约定任意解除违背合同严守的基本原则且双方理解存在歧义而不予支持。

  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桂01民终4099号判决书中,虽未直接否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但基于法律原则认为上诉人提出任意解除权没有依据,也许更具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院认为,任意解除权与合同严守的原则相背离,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范畴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房屋买卖合同不属于享有法定任意解除权的合同,对约定任意解除权法律虽未作禁止,但亦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本案中,双方对第五条的约定理解具有歧义,综合全案来看,上诉人主张的任意解除权缺少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南宁中院的裁判论述较为简单,但从裁判内容中可以反映出其对于约定任意解除权的复杂心理。南宁中院虽然以“综合全案来看”且双方对任意解除条款存在歧义为由驳回了上诉人的请求,但也提及“对约定任意解除权法律虽未作禁止,但亦应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符合合同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因此并未否定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

  阳光观点

  尽管上述引用案例数量有限,可能无法反映出我国司法领域对于约定任意解除权裁判的全貌,但通过上述几个案例,可以看出我国司法实践对于约定任意解除权的效力尚无统一的裁判尺度,各个法院对于该问题进行裁判的自由裁量权空间较大。如果认定无效或不予支持,那么涉嫌用司法强制力侵犯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但认定有效,也有可能忽视了被解除合同一方的继续履行合同的期望且不利于维持有序的交易秩序。因此,究竟是保护意思自治还是维持交易秩序是一门高深的司法平衡艺术。

  笔者认为,南宁中院以合同法基本原则进行裁判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借鉴性。事实上,我国《合同法》已就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规定——当事人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第5条)。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第6条)。

  因此,在双方就约定任意解除权条款发生争议的情况下,与其评判约定任意解除权是否有效,不如就行使解除权的一方是否遵循了诚实信用和公平原则进行审查,做到既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又对约定任意解除权的形式进行适当限制,维护合同关系的严肃性和稳定性。至于具体如何判断当事人在行使任意解除权时是否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则可结合个案情形予以认定,比如行使解除权一方是否为他方提供了合理的重新进行商业替代安排的时间、是否给予了他方合理的经济补偿等。

 

 

 

原发布时间:2019.06.18

稿件来源:北大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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