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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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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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文明数据库
内容类别: 
司法百科
年份: 
2014
发表年份: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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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永坤
全文: 

正义

 

       第一节  正义的释义

 

      一、正义的概念

      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在中文里,正义即公正、公平、公道。西文中的正义一词源自荷马史诗中的dike 和themis。Dike从词根deiknumi推导而来,意为“我表明”、“我指出”,由此转意为判官对争论做出的判断,或争论一方提出的主张。themis的意思由词根tithemi推导而来,意为“我提出”、“我制定”,作为名词,themis意为“正义女神”。拉丁文中的justus兼有正义、合法、合法性等含义。现代英文里的justice,法文的droit,德文的recht,意大利文的diritto,俄文的∏paBo, 均含有类似的语义。

      在经验上人们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例如,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或当一个人吃冤枉官司时,或当一个人无故拿不到工资时,或当一个恶棍受到惩罚时。但是,就像我们天天在时间中生活却难以给时间下定义一样,我们虽能在经验上说出正义不正义、公道不公道,却难以给正义(公道、公正)下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定义。可以说,“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1]从各种不同的正义论出发,学者们提出不同的正义定义。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正义就在于根据每个人的品质、才能、地位、身份、贡献分配机会、财富和权利(权力),使人们各得其所。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和古罗马的很多法学家就奉行这种正义观——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永恒的愿望。正义就是使每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的人类精神意向。

      (二)正义意味着一种对等的回报。中国古代的格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所说的公理——一个以某一方式对待别人的人,不能认为别人在同样情况下以同一方式对待他自己是不公正的,都表达了这种正义观。这种正义观也突出地表现在报复主义的刑罚理论中。

      (三)正义指一种形式上的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说,不管人们出自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即给予从某一特殊观点看来是平等的人,即属于同一范围或阶层的人同样的对待。至于这个范畴属于什么是无关紧要的。

      (四)正义指某种“自然的”,从而也是理想的关系。不过,人们对什么是“自然的”、“理想的”关系的理解是不同的。古希腊某些思想家认为,社会上划分自由民和奴隶,“治人者”和“治于人者”,是“自然安排的”。如果大家都遵循这些关系,正义就在社会上实现了。资产阶级认为“自由、平等和博爱”是理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正义意味着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首先是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

      (五)正义指法治或合法性。英国哲学家、法学家金斯伯格认为,正义观念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权,因此合法性的发展就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人是受法的统治而不是受人的统治的观念就涌现出来。正义的历史大部分是反对法的迟误,反对任意适用法律规范,反对法律本身的不法的运动。这种意义上的正义通常被法学家们称为“法律正义”。

      (六)正义指一种公正的体制。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从法律的角度,正义并不是指个人的德行,也不是指人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它意味着一种体制,意味着对关系的调整和对行为的安排,以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满足人类对享有某些东西或实现各种主张的手段,使大家尽可能地在最少阻碍和浪费的条件下得到满足。美国哲学家罗尔斯持有相同的观点。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辨证统一的原理,正义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正义是流变性与不变性的统一,正义也是一致与不一致的统一。正义在不同的时空中会改变其内容,但是正义也有其不变的内容,即正义有一个底线,这个底线是文明的人类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不遵守这些底线的社会不是文明的社会。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所有文明的社会都会对杀人、盗窃、强奸等行为做出否定性评价。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共同的价值(正义)底线之上的。我们认为,现代社会正义的基本底线是建立在尊重人的尊严之上的,它的基本内容是人权。

 

      二、正义的种类

      第一,从主体的角度,把正义划分为个人正义与社会正义。个人正义适用于个人及其在特殊环境中的行动,指个人在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中应公平地对待他人的那种道德态度和行为准则;社会正义适用于社会及其基本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指一个社会基本制度及其所含规则和原则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第二,从正义发生和实现的领域的角度,把正义划分为道德正义、经济正义、政治正义、法律正义等。道德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经济正义和政治正义是一种与社会理想符合,足以保证人们的利益和愿望的制度;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2]

      第三,从正义与主体利益的关系,正义可分为实体正义与形式正义。实体正义是关于制定什么样的原则和规则(包括道德原则和规则、法律原则和规则等)来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的问题,形式正义则是怎样实施这些原则和规则以及当这些原则和规则被违反的时候如何加以处置的问题。在法律范围内,实质正义可以说是法律创制中的正义,形式正义则是法律执行和适用中的正义。由于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的划分正好对应了法的创制与法的执行和适用,所以法学论著广泛采用了这一分类。

   

      三、正义在法律生活中的作用

      (一)正义对法律有积极的评价和推动作用

      民谚所谓“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杆秤(正义)无时不在掂法律的分量(良法或恶法)。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环境里,这种评价的力度是不同的。在专制国家里,统治者不但是政治权威的拥有者,也是道德权威和真理权威的拥有者,所以实在法与正义之间的张力不足,在权力层面上正义几乎难以评价法律。在社会层面上,这种评价是始终存在的,但是软弱无力。在民主法治国家,无论是在权力层面还是在社会层面,正义都发挥着强有力的评价作用,不正义的法律被拒绝认可为法就是典型的表现。正义被吸纳为法源的一部分,正义可以填补法律空白,正义可以作为纠正法律失误的力量,正义可以作为法律解释的标准。在西方,至迟从古罗马开始,法观念就是“选择性”的,正义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国家制定的法律如是不正义的,则被拒绝作为法律适用。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后,法律与国家权力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法与正义才发生“疏离”,因而产生“恶法亦法”的观念。这一观念在20世纪下半叶的全球法治浪潮中已逐渐失去市场。事实上,任何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都有一个坚定的正义基础,并接受它们评价,因为人们无法单凭暴力长久维持非正义的法律制度。

      (二)正义对法律的进化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法律进化是在一定的社会中实现的,是社会进化的表现。但这不能理解为作为观念的正义对法律的进化不起作用。相反,社会对法律的推进主要是通过正义得以实现的。社会进化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人的素质的提高(应当抛弃片面的物质主义的发展观),正义观的改善和进步是人的发展的重要方面,正是人的素质(包括正义观)的改善促进了法律的发展。法律的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的进步都离不开正义的推动,主要表现在:

      1.正义推动了法律精神的进化。法律的根本进步在于法律总体精神的进化,同样的法律话语在不同的法律精神下面会产生完全不同的含义和社会效果。法律精神进化的主要动力在正义。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证是法律现代化。正是正义推动了法律内在价值的转换:由前现代的特权、压制、国家本位走向现代的平等、自由、个人本位(人权)。自由、平等、权利的精神家园正是正义。早在古希腊奴隶社会全盛时期,人们就用正义反对奴隶制,启蒙思想家用正义谴责封建特权引发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的世界性立宪运动;美国人用平等反对男女不平等、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促使美国法律不断进化等均是适例。

      2.正义促进了法律地位的提高。法律在社会控制系统中的地位大致有两种形态:人治型和法治型。在人治社会中,法律的控制能力不足,它从属于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在法治社会中,统治者的权力意志服从法律,正是正义观念推进了法律由人治型向法治型转换。亚里士多德当年提倡法治反对人治的第一条理由就是法治比人治公平。在一个正义声音被扼杀或声音微弱的地方是难以建成法治社会的。

      3.正义推动了法律内部结构的完善。这里最突出的表现是控权立法的产生与完备。正义与自由、平等不可分,政治正义要求一个产生于民众、服从民意、保障基本人权的政府。如何才能防止政府滥权之害?如何防止政府脱离民众、高居于民众之上?如何防止腐败?历史告诉人们只有实现法治才是最保险的。正是在正义的推动下,法律内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使法律更适合于保障人权和防治弊害。首先,正义观推动了宪法的产生。宪法是权利法,也可以叫正义法(真正的宪法,不是钦定宪法),宪法是权利宣言,它的作用是通过宣示一组权利作为政府的边界以限制政府,通过规定政府的结构和权力限制政府妄为。其次,正义推动了控权行政法的产生与完善。现代行政法的核心部分是规定行政机关的权力范围、行政程序和对行政侵权予以救济,这种以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是正义的产物。再次,正义推动了程序法的质与量的提高。正义的不变内容主要是程序性的,严格的程序可以排斥重要的不正义,所以程序法的完善、程序法成为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归功于正义。就诉讼程序而言,现代程序法包括了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这种诉讼程序法的分化与专门化是现代法律的一道风景。最后,正义催生了专门针对国家机关和政治大人物的诉讼形式: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用正义之剑纠正不良立法和不良行政。

      4.正义提高了法律的实效。正义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的一致、公正的管理。对法律来说,就是法律应当得到良好的实施,官方行为与法律保持一致。通常的法律适用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观念对提高法律的实效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一个缺乏正义追求的社会,首先受到打击的就是法律的实效。

 

      第二节 法对正义的实现作用

  

      “正义只有通过良好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是善良和正义的艺术”。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和法的定义表明法是或应当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律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实现正义。

      从正义的不同面向来看,法律对四个方面的正义有促进作用。

 

      一、法促进和保障分配正义

      人类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既存在着利益的一致,也存在着利益的冲突。之所以存在着利益的一致,是因为合作可以使所有的人比他们孤立活动生活得更好;之所以存在着利益的冲突,是因为人们有相同的需求,而社会的资源总量是有限的,在分配时一方之所得即他方之所失;也因为每个人都对自己占有社会合作成果的份额非常敏感,有相当多的人甚至期望自己能得到不合理的份额;更有甚者是就人的本能来说,都有控制他人的权力欲望。因此,每个社会都需要有一套原则指导社会适当地分配利益和负担,这套原则就是正义原则。

      人类社会迄今实行过五种均曾被人们视为“公正的”分配原则。它们分别是无差别分配的原则,按照优点分配的原则,按照劳动分配的原则,按照需要分配的原则和按照身份分配的原则。

      “无差别分配”是对每个人同样对待。根据这一分配原则,参加分配的人必须受到同样对待,而不管他们的年龄、富裕程度、社会地位、道德品性、工作能力、性别等方面的差别。“按照优点分配”是对每个人根据其天资或德行进行分配。这里的“优点”或“天资”具体表现为某一方面的能力。“按照劳动分配”是对每个人根据其劳动时间或对社会(集体)的贡献、工作表现和劳动成果进行分配。“按照需要分配”是根据每个人及其家庭必须得到的最低限度或一定限度的需要进行分配。 “按照身份分配”是根据每个人在社会中所处的地位、种族、民族、宗教状况、家庭出身、政治面貌等进行分配。

      上述五种分配原则在各种社会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过或存在着,在不同的社会中其所占据的权重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是一种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体的混合分配制度,即上述五种分配原则在不同程度上、不同分配领域分别被采用了。例如,在实行承包制的农村中耕地使用权的分配,城市居民副食品补贴的分配,贯彻的是无差别分配原则。在这些方面,不考虑接受分配者的年龄、性别、社会地位等的差别。高等学校录取、特种工作职务的分配等,贯彻的是按照优点分配的原则,即在高等学校设施有限的情况下,把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优先分配给那些有天资并已发挥其天资的人。大部分消费品的分配实行的是按劳分配原则,或者说消费品的分配基本上是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的。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实行的医疗补贴等基本是按照需要分配的。而对于具体特殊身份的人实行的特殊待遇,则是按照身份进行的分配,例如,老干部享受的特殊待遇,特殊的政治信仰享有担当公务员的优先权、城市居民的特殊待遇等等。在这些分配原则中,占主导的是按劳分配的原则。法在实现分配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把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地、公正地分配。当然,由于正义(公正)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公正概念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有时是剧烈变动的,以致它们可能是直接互相矛盾的。在一个阶级、一部分人看来是公正的分配,在另一个阶级、另一部分人看来可能是不公正的分配;在一个时代被视为天经地义的分配,在另一个时代可能被看作是荒谬的。法所促成实现的“分配正义”,并非对一切人都是公正的。但是分配作为正义也不是绝对没有一致的、共同的内容。正义对分配的底线是任何分配都不能是完全任意的,而是要依据一定的可识别的标准进行的。例如上述的五种标准中的任何一种。在现代社会,分配的正义标准也是有基本底线的。例如,按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进行的分配就是有违现代正义原则的,因为这是对人的尊严的冒犯。

 

      二、法促进和保障诉讼正义

      在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利益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关系不可能受到所有人的尊重,由此引起法律纠纷也就在所难免。这些冲突和纠纷不仅应当和平地,即不使用单方武力得到解决,而且应当公正地得到解决。法一方面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

      公正地解决冲突,其主要标志是无偏见地适用公开的规则:类似案件类似处理,同样的情况同样对待,也就是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在现代社会,为了保障冲突和纠纷的公正解决,法律所提供的规则和程序主要有:

      1.司法独立,即司法机关和法官个人在行使司法职能时有不受组织和任何长官的干涉的自由(如果没有这种独立和自由,就不可能有公正的司法);法官在其任期内行使权力时,不应有不利于他的调动。

      2.回避制度,即任何人不应审理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换言之,法律纠纷应由超然于当事人的第三方来审理。

      3.审判公开,即案件的审理必须公开,接受社会的监督和法律监督,但不受舆论所左右。审判公开隐含“不仅要主持正义,而且应当昭示天下”的格言。为了让人们信赖法律,司法机关必须公开执法并让所有当事人看到法律机构是如何工作的。如果秘密审判,就难以保证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得到尊重。当然,为了当事人的利益并由法律规定的可以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除外。

      4.权利平等,即当事人享有平等的诉权。冲突和纠纷双方均应得到有关程序的公平通告,并有公平的机会去出示证据,进行抗辩。

      5.合乎情理,即判决的内容应当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并为公认的正义观所支持。

      6.案件的审理应当及时高效,不得延误。

      7. 应有上诉和申诉制度,容许对初审判决不服的当事人把初审法院的法官置于“被告”的地位,由上级法院审查下级法院判决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8.律师自由,即律师能够没有顾虑地为当事人提供必要的法律帮助(咨询、代理、辩护等)。

 

    三、法促进和保障全社会正义

    这里的社会正义是指一种特殊的正义:社会体制的正义,或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所谓社会体制或基本结构,是指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3]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社会各种资源、利益以及负担之分配上的正义,二是社会利益冲突之解决上的正义。前者可谓“实体正义”,后者可谓“形式正义”或“诉讼正义”。

    法律对于这一意义上的正义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以法律规定各种社会资源的分配与社会负担之承担,提高它的确定性与规范性程度,以防止权力对资源的垄断,防止权力对负担的无理分配。第二,以法律保障公民公平地参与竞争的社会环境。第三,为公民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特别是保障公民平等地享有教育资源的权利;为各种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公民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以使他们能过有尊严的生活。

    当然,法律促进社会正义的途径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人们有无限的选择余地。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法律(这里指建构的法律)用来推进正义的能力要受到限制。因为用法律来推进社会正义本身是一个权力行为,如果没有限制,它必然会适得其反。这种限制起码有三条:第一,尊重法律的道德性原则。法律有其内在的道德要求,如果违反这一要求,法律就会堕落为恶法,以一个邪恶的法律来推进正义,无疑是缘木求鱼。第二,法律的有效性原则。由于法律的主要功能是为人的行为提供“规范性期待”,“如果政治把法律形式用于实现它所要实现的任何目的,因而破坏法律的自身功能,法律和政治权力的构成性条件就会遭到违反”。因为法律有其自身的结构,它不可随意伸缩,如果政治的干预使法律失去规范性,法律本身将失去意义。因此,“法律成为政治的工具,但同时它也为政治规定了法律可以被它利用的程序条件”。[4]第三,权利原则。全社会正义不可避免地涉及权利的分配问题;同时,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的条件下,部分人之得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之失的基础上的。这就提醒我们:任何的社会再分配都可能对部分公民的权利构成侵害。法律是建立在权利的保障之上的,因此,在建构正义的社会时,权利就成为法律不应贸然超越的领域。对权利的侵犯必须是说理的、适度的。这里特别重要的是财产权,任何社会正义都必须建立在对财产权的保障之上。

 

    四、法促进和保障国际正义

    以上我们讨论的是法律在一个独立社会中对正义的作用问题,这是很不够的。这里,我们要将视野拓展到一个新的领域——“超社会”的正义。所谓“超社会”的正义指的是越出单一社会的正义,包括“社会际”的正义与不同社会之中的主体间的正义。[5]负责任的法学家的正义关怀历来是超越单一社会的,他们不仅寻求不同社会之间的正义,也关怀处于不同社会之中的人之间的正义。前者是一个传统的“国际法”问题,而后者的实质则是一个“超国家法”问题或世界法问题。

    法律与国际正义产生关联是人类社会进步与法律进化的产物。早期的法律作用通常局限于单一社会之中,对不同社会中的人的关系的处理是高度或然的,或不在法律规范之下。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古代社会不存在不同社会之中的人的正义,而是说这种正义是没有可以预期的规范保障的。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我国唐代就曾给予赴唐的外国人以相当的法律保障。古罗马也曾给予非罗马人以法律保障。但是这都有相当的随意性。国际关系的法律化是现代社会的产物。现在,进步人类已经提出了建立世界法治社会的任务。这就对法律在实现国际正义中的作用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同时也提供了更好的观念条件。

    法律起码在以下几方面促进国际正义:(1)促进国家之间的平等相处,废除不人道的殖民主义。国家不论大小一律平等,是平等原则在国际法中的体现,这就提供与保障了最为重要与基本的国际正义。这一非殖民化的实现是以国际法的形式实现的。(2)为不同国际社会主体间的交往提供了正当程序,这不仅产生程序正义,而且通过这一正当程序产生了更多的实质正义。(3)促进和平解决国际纠纷。弱肉强食曾经是国际社会的常态;现在,暴力解决纠纷不仅不具备正当性(对严重违反国际法者的惩罚是例外)而且为国际法所不容。国际关系中对暴力的祛除无疑是对国际正义的一大促进。(4)对国际自然资源的合理分配和为弱化因发展不均衡所产生的不正义提供了规范保障。由于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世界自然资源的占有能力存在天壤之别,如果“任其自然”,则会产生严重的不公;同样由于发展的不均衡,不同国家在国际竞争秩序中的地位不同,由于后发展所造成的不利,如果任由“竞争”规则起作用,则对于发展中国家无疑构成严重不公,所以,应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的优惠或帮助。这方面法律正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例如,WTO规则对发展中国家的某种优惠(尽管很不够)、在联合国的组织下国际社会对发展中国家的救助等等。(5)制止国际犯罪行为。这里的国际犯罪行为不仅指跨国犯罪,也包括国家的犯罪。前者例如跨国贩卖妇女儿童、贩毒、国际恐怖主义。国家的犯罪虽然不多见,但是它往往带来严重的后果。二战以来,在联合国与国际法的框架内,人类已经成功地制止了一些国家的犯罪行为,例如,成功地制止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

    应当指出,参与推进国际正义的法律不仅仅是国际法,还包括国内法与超国家法甚至是世界法。国内法与国际法其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如果没有国家法保障国家遵守国际法,国际法就是一个无效的法律(当然有例外,国家犯罪就是例子)。现代国家通常将国家遵守国际法的义务国内法化。超国家法在世界的一些地方——主要是在欧洲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当然包括在国际正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世界法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只要我们看到法律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际关系的文化,它源于人的合理交往,并为人的合理交往提供规范;只要我们看到不同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人的交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有益的,那么,不同空间中的人的交往将形成世界法只是时间问题。[6]

(作者:周永坤;出处: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注释:

[1]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页。普洛透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个低等的海神,是一位能知未来的老人。落难的墨涅拉俄斯在从特洛伊返回埃及的途中曾向他请教自己的未来。心情不好的普洛透斯不想回答,就变化成各种动物以逃避墨的纠缠。

[2] 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沈宗灵、董世忠译,杨昌裕、楼邦彦校:《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  法律的任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3页。

[3] [美]约翰·罗尔斯著,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页。

[4] [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0页。

[5] 这是两个不同的命题。“社会际”的正义是指社会之间关系的正义,例如,中国与美国关系中的正义、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正义;处于不同社会之中的社会主体间的正义是指处于不同的社会中的个体(包括个体的次一级的联合)之间关系的正义,例如,一个阿拉伯商人与中国丝绸生产者关系中的正义、当今国际贸易中的正义等等。

[6] 世界法的观念远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智者学派的“哲学自然法”观念。哲学自然法观念来自普罗塔哥拉,被稍晚于普氏的希庇阿和安提丰所继承、发挥。普、安二人认为在习俗上面有一个不成文的自然法,即以哲理形态存在的自然法。这一哲理自然法基于对人的普遍性的认同,其中已经包含了世界主义的倾向。另一智者安提丰则毫不含糊地提倡人人平等,谴责贵贱之分,反对希腊人的“野蛮人”之分,认为这种分法本身就是野蛮的。(参见[德]E·策勒尔著,翁绍军译,贺仁麟校:《古希腊哲学史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1、97页。)这已显示出明显的世界主义思想。这一思想被三个世纪以后的斯多噶学派所继承,并加以深化和系统化。

    古罗马的法律体系中有一种法律“ius gentium”其实就是世界法而不是我们所谓的“国际法”。乌尔比安认为“国际法则是人类所遵循的法律”。盖尤斯认为“自然理性对全人类的指令同时也为全人类所遵守的那种法律,则称为国际法”。(转引自[意]登特列夫著,李日章译:《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19~20页。)罗马法学家盖尤斯说:“对所有受法律和习惯统治的民族而言,其法律,部分是他们自己特有的,部分是全人类共有的。”(转引自[美]C.H.麦基文著,翟小波译:《宪政古今》,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康德的法律分类中就有世界法一种,庞德对于世界法也抱有相当的信心。(参见[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理学》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9页以下。)我国民国时期的法学家也有强调世界法者。北京政府的司法总长张耀曾(1885——1938)在其《民法总则讲义》中就曾说过:“将来对于民法发生世界法之运动,亦意中事。”

(张耀曾著,杨琥编:《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8页。)

 

 

稿件来源:司法文明数据库

原发布时间:2012-08-06 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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